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大量书信、文稿原件。今天，我们重读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在感受烈士赤诚情怀的同时不禁好奇，这位被蒋介石布置劝降的共产党人，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严防死守，他是如何将这些文稿穿透敌人的铜墙铁壁传递出来的？
狱中统战
方志敏是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两条半枪闹革命”开创的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评价为“方志敏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不幸被俘，被关押在国民党南昌监狱。
从被俘的那一刻开始，方志敏就抱定了“以一死以谢党”的决心。一天，一个对方志敏有同情心的看守向他透露说：你的案卷上批了“缓办”二字。方志敏想，那就应利用目前的机会，一是争取越狱，二是写些东西，以必死的决心，图意外的收获。
为了越狱和营造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方志敏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成效。他写道：“我在狱中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10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一个共产党要犯居然还能“宣传了10个人来参加革命”。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焕发出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使然。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认方志敏感化的10个人，但可以确认其中与他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3个人。
第一个是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凌凤梧领受了“劝降”的任务与方志敏接触，结果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在耳闻目睹了这位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后，对方志敏十分敬佩，他悄悄地把10斤重的脚镣换成了4斤重的，还借钱给方志敏零用。方志敏就义之后，因人告发，凌凤梧以“通匪”之罪被捕受审。
第二个是看守所文书高家骏。高家骏，又名高易鹏，浙江绍兴人。高家骏当时20出头，虽在国民党监狱工作，却仍是个热血青年，很自然地，他被方志敏的铮铮铁骨感召，由同情转为敬仰，为方志敏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高家骏起初尽己所能地为方志敏做一些琐事，比如购买报纸、暗中传递纸条给狱中同志、提供纸笔等。
第三个是方志敏的“狱友”胡逸民。胡逸民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逝世时，胡逸民和于右任、汪精卫、宋庆龄等一同守护在病榻前，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胡逸民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司法系统，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监狱长。后因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计划泄密，蒋介石查到他私自释放了一名共产党同乡被捕。鉴于胡的特殊背景，狱方对胡监管宽松，给予一定的行动自由。胡逸民与方志敏接触渐多，后来成为挚友。
胡逸民每次去方志敏的牢房聊天，都看见方志敏在写作，可是有一段时间，方志敏突然搁笔不写了，胡好生奇怪，便问：怎么不写了？方志敏叹了一口气，说：“写了也没用，又送不出去。”胡逸民答道：“那不见得。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替你办。”胡答应帮助将文稿送出，使方志敏看到了希望。
从1935年4月开始，方志敏一边做统战工作，一边抓紧写作，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10多万字。
四送文稿
起初，方志敏并没有奢望能将文稿在生前送出，而是指望胡逸民出狱时将它带出去，交给党组织。当方志敏看到胡逸民的夫人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牢房，并为他提供一些帮助，这让方志敏感到是个机会。一天，方志敏试探地问胡逸民，能否让向影心为他捎一封信。胡没有犹豫，满口答应。
然而，这件事充满了风险，万一被国民党查获，不但送信人要坐牢甚至被处死，还可能泄露党的机密。因此方志敏非常慎重。
方志敏思来想去，决定为送信人写一封介绍信，为了保密，他用米汤书写，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6月11日，他写下《给党中央的信》。至于把信送给谁，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方志敏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信任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于是，也给鲁迅与宋庆龄各密写了一封信。方志敏将3封密写信当面交给胡逸民与向影心，由向影心送出监狱并叮嘱道：“一定要小心，万一送不出去，就把信件毁了。”
当然，在监狱这个极特殊的环境下，方志敏也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逸民一个人身上，他还找到了高家骏，高家骏向方志敏推荐了他的女友程全昭。找到另外的送信人，方志敏又用米汤誊写第二批文稿，开始为下一轮的送信作准备。
就在方志敏誊完文稿不久，18岁的杭州姑娘程全昭应男友高家骏之邀，瞒着家人，从杭州匆匆赶往南昌。程全昭与高家骏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但是因为家境悬殊，这份恋情遭到了程家的反对。程全昭在后来的口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南昌之行：“瞒着父母，私奔而来。”
高家骏把替方志敏送信的事告诉程全昭后，程全昭既紧张，又激动。高家骏给了她几张“李贞，住址宝隆医院”的名片，再交给程全昭20元钱当路费。“李贞”是方志敏为保密给程全昭起的化名，取“真理”之意，又是“力争”的谐音，就是“为真理而斗争”。高家骏还从口袋里取出几封信，告诉她，要分送给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
程全昭首先到了宋庆龄家，一位保姆开了门，讲明来意后，保姆称宋庆龄去庐山避暑了。程全昭便把信和“李贞”的名片给了保姆。程全昭又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校长李公朴。李以惊疑的目光打量她许久，声称自己不认识方志敏，但还是收下了信和联系名片。随后，程全昭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但邹韬奋当时在国外，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着，程全昭去内山书店找鲁迅，书店里的伙计告诉她：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程全昭就把信留给了伙计。
信都送到了，程全昭返回在上海的暂住地宝隆医院。夜深了，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李贞”，告诉程全昭，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妇人就是宋庆龄，就把纸包中的文稿交给了她。“宋夫人”告诉她，你东奔西跑地送信，很不安全，会被人注意，并劝她尽快离开上海回杭州。
程全昭听从了“宋夫人”的劝告，决定先回杭州到朋友家避避风头，然后再与高家骏联系。没想到刚到杭州便被家人发现，被关在家中，不能再与外界接触。
而在南昌的高家骏，等了20多天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他着急，方志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高家骏请了长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达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写给李公朴的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前往杭州。后来因家中失火，其余3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烧毁。
方志敏送出了3批文稿，但仍有部分文稿留在狱中，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胡逸民身上。7月底，方志敏将剩下的文稿全部交给了胡逸民，并作最后的诀别。据胡逸民回忆：在一个黑夜里，方志敏与我作最后一次诀别的谈话。他暗暗塞给我一大包写好的和未完成的稿子，恳切地对我说：“胡先生，你一定会获得释放，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拜托你，出狱后将这些我写的东西，送交上海四川路鲁迅先生。”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不久，胡逸民获释，出狱时把方志敏的文稿都带出来了。1年后，他恪守承诺，亲自将文稿送往上海，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
青史永存
几十年以后，高家骏、程全昭和胡逸民，分别用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回忆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过。由于他们都是单线传递，再加上时间太过久远，回忆中难免错漏，彼此间亦有出入。 目前，史学界相对公认的是，文稿分4次送出，但被党组织收存而且有据可查的只有两次：一次是高家骏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的；另一次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的。
实际上，程全昭和胡逸民都没有把文稿直接交到党组织，而是非常巧合地都交给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胡子婴也曾撰文回忆自己接收和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历。胡子婴就是那个“宋夫人 ”。当时程全昭问她姓什么，胡子婴不能用真名实姓，就用了母亲的姓氏，说“姓宋”，这才让程全昭误把她认作宋庆龄。
那天，胡子婴碰巧去生活书店，书店的负责人毕云程等几个人正在犯难。他们看了程全昭送的信，得知还有一包方志敏的文稿在宝隆医院。信的真伪无法证实，白色恐怖之下，这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设下的圈套。如果不去取，更有可能辜负了那份从狱中冒极大风险送出的文稿。
两下为难之际，胡子婴自告奋勇。她不是中共党员，又有社会显达身份，即便是圈套应该也有转圜余地。但是也有风险，毕云程等人不同意，胡子婴却言出必行。这才由她取回了那批文稿，交给了毕云程、胡愈之。
毕云程把显影后的文稿抄件转到了中央特科。当时的中央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看后，又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接着文稿又由莫斯科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方志敏狱中文稿。
据胡子婴回忆，第一次收到的文稿是密写的，要经过处理才能显现出来，而且前4页是真的空白，直到第5页才有文字显现出来。第二次收到的文稿没有密写，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纸上的，是原件。
胡子婴怕敌人抄家，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经宋庆龄同意，胡子婴立即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她收到过文稿,后来转交给了从延安来的冯雪峰。冯看后作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潘汉年觉得自己的工作流动性大，建议交给谢澹如。冯又将文稿转给了谢。就这样，谢澹如将这批文稿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