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志宇
7月13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同志在北京逝世。至此，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已全部辞世，但他们对情报工作的杰出贡献将永远为世人敬仰。
7月22日，新华社以一篇300字的电讯稿报道了原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逝世的消息。报道中特别提及，革命战争年代，陈忠经“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2005年熊向晖去世时，新华社的电讯稿中也有这句话。而早在1949年7月，周恩来在接见罗青长、熊向晖时说过：“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指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前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
这就是隐蔽战线斗争史上前、后“三杰”的出处。他们是我党情报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和众多无名英雄一同创造了这条战线的辉煌历史。
他们仨
有关“前三杰”的回忆和研究文章已经很多，单是李克农的传记就有好几种版本，而有关“后三杰”的记载却比较少见，特别是陈忠经、申健两人。
抗战爆发前，“后三杰”分别就读于清华、北师大和北大，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天之骄子”。特别是陈忠经，“一二．九运动”前后担任北大第一、二届学生会执行委员，第三、四届学生会主席，名动一时。
1937年12月，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派人在长沙吸收平津流亡大学生组建战地服务团，熊向晖受组织派遣参加该团，此时还不是党员的陈忠经等人也参加了这个服务团。服务团经过武昌时，胡宗南到团里点名，熊向晖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又通过随后的详谈，熊向晖初步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在熊向晖向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后，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向他布置任务，就是“深入虎穴”，做“闲棋冷子”，关键时发挥作用。
1938年春，服务团到达陕西后改组为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申健也受党派遣加入该团。当年5月，熊向晖被胡宗南保送到中央军校七分校读书，毕业后担任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申健、陈忠经先后到第十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国民党青年组织）陕西支团等处工作。其间，陈忠经密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提出入党申请并得到了批准。根据地下斗争的要求，他们三人起先没有横向的组织关系，相互也不透露秘密党员身份，但共同的信念使他们保持着一份默契，在情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西安
在西安期间，隐藏真实身份的“后三杰”迅速成长。陈忠经结婚时，通过熊向晖邀请到胡宗南证婚。而熊向晖的很多情报，通过陈忠经传给情报组织的负责人王石坚，熊向晖与王石坚的接头也多是在陈忠经家里进行。抗战后，熊向晖的三姐熊友榛与申健结婚，这时熊向晖才知道申健的党员身份。
在西安的岁月里，陈忠经是非常出风头的人物，早年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和三青团这样一个青年组织负责人的社会身份，让他在西安城的交际圈里非常活跃，甚至连当时旅居西安的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时，他也能以证婚人的身份出场。他所交往的三教九流的人物，为地下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掩护，也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与此同时，申健也在三青团系统内站稳了脚跟，担任三青团西安市分团干事长兼书记。
能接触到最核心机密的还是熊向晖。1941年夏，中央社会部派王石坚到西安主持工作，具体任务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人取得联络、搜集情报，熊向晖成为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
王石坚藏身西安桃胡巷15号，为了保密而昼伏夜出，结果引起敌特怀疑，派出警察包围了他的住所。这一消息为申健获得，他立即去找陈忠经商议，陈忠经说没有办法，只有闯进去通知他。说完就要去，还未成家的申健拦住了他，说：“还是我去吧，生死是一个人。”申健硬闯进桃胡巷15号，见到王石坚后只说了一句：“无论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就说都是我让你干的。”然后，申健和陈忠经分别找到西安中统和军统特务机关的头目，把王石坚说成他们的手下，从而帮助王石坚脱离了险境。
1943年夏，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一举解决中共。7月2日，胡下达进攻命令，这一情报第二天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的计划，进而挫败敌人的进攻阴谋，毛泽东、朱德采纳了这一建议。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同时由《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的进攻部署，使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暴露出来，不得不中止行动。事后，胡宗南密令追查泄密者，结果只抓到两个替死鬼，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鉴于“后三杰”保卫党中央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944年，中央社会部决定给王石坚配备秘密电台。因为通报频繁，电台在第二年就被特务发现，申健和陈忠经把这个电台说成他们为胡宗南搞情报用的，再次为王石坚化解危机。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后三杰”都被选中，陈忠经和申健很快前往美国读书。1947年3月，胡宗南又一次策划进攻延安，把仍在办理出国手续的熊向晖招回来，让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并上报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组织撤退，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在随胡宗南向延安开进途中，熊向晖得知敌特机关开始使用测向设备侦察中共首脑机关电台的位置，遂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向王石坚报信。中央立即下令电台停止工作，随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防范，使敌人用技术手段侦察中共中央的图谋遭到惨败。
解放后
1949年春夏之际，熊向晖等三人在美国完成学业回国。从此，他们开始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展露身手。关于他们解放后工作的安排，在胡宗南保送他们出国留学时，周恩来就做好了打算。1946年6月，周恩来曾对熊向晖说：“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
1950年11月，新中国第一次向联合国派出由伍修权领衔的代表团，陈忠经以“陈翘”的名字参与其中，后来他恢复了本名。同一年，申健以中国驻印使馆政务参赞的身份在印度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印度方面当时对中国解放西藏采取了阻挠和干涉的态度，申健在交涉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这番话得到中央肯定，毛泽东特别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1955年，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台湾特务机关炸毁，申健先是被派到新加坡处理善后，随后到万隆参与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熊向晖被派往香港与印度情报局联合展开调查。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熊向晖把这起惨案的来龙去脉全部查清，并按照中央的指示与港英当局进行交涉，使台湾特务机关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陈忠经在随同伍修权出使联合国期间，担任与联合国、美国方面的联络工作，其后转入文化外交领域。1954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对外友协前身）成立后，他当选为秘书长，后来升任副会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外文协组织的艺术团频频出访各国，通过艺术交流这种民间外交形式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为新中国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人民的真诚友谊，其中陈忠经功不可没。
1960年12月，申健作为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赴哈瓦那。荷兰航空的包机抵达哈瓦那时因天气恶劣无法降落，机组要求转飞美国迈阿密。申健坚决不同意，与工作人员开始销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为万一遭遇不测做准备。最后，机组人员冒险强行着陆，仅凭机场雷达指挥，盲降在哈瓦那机场。
当时古巴革命胜利不久，国内局势非常动荡，每天枪声和炸弹声不绝于耳，他和夫人熊友榛的枕下，每夜都放着手枪。紧张的局势在美国策动吉隆滩登陆时达到顶峰，大使馆甚至开始准备将储存的武器和古巴政府赠送的20支冲锋枪发给工作人员，以便在敌军进占后开展游击战。好在古巴政府击退了雇佣军，这才使局势平静下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熊向晖等三人受到冲击，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熊向晖以“总理助理”的身份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他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申健则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主持中联部工作，为动荡时期维持党对外的正常交往做了很多工作。对外友协的工作停顿，陈忠经转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后出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在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撰写了《国际战略问题》一书，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权威之作。“文革”后，申健再度出使印度，后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熊向晖则转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投入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大潮中。
隐蔽战线“后三杰”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帷幕，他们的光辉业绩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灿烂的一页，他们的英名也必将与他们的事业同样不朽。
（摘自《保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