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源：人民日报
原标题：周永康所做作为已与“叛徒”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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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
12月5日，“打老虎”又更新了剧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中央公布的周永康违法乱纪行为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引人注目。
作为曾经的常委，正国级领导干部，周永康向谁泄露了党和国家哪些机密？又是如何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如无物的？虽然目前仍不得而知，但从现有的措辞来看，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已与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叛徒”区别不大了。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的许多政党不同，对党员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这既是其自身性质的体现，也是在长期斗争中的经验总结。因此，在今天的入党誓词中，还能见到“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对党忠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等字眼。
在党的历史上，有着许多誓死捍卫信仰、保守党的秘密的英雄人物。但也有经不住敌人酷刑、诱惑而变节的叛徒，其中不乏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让我们盘点下这些高级叛徒。
顾顺章
1、顾顺章
使恽代英、蔡和森遇难，中共中央机关惨遭破坏，周恩来、瞿秋白险受抓捕
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
没有例外，先是女人，然后生活腐化，然后钱不够用了。顾也是个奇葩，为了挣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被曾经的下属、已经叛变的尤崇新偶然发现。当晚被捕。没有严刑拷打，没有威逼利诱，顾当即叛变，条件是要面见蒋介石才供出其掌握的机密。
如果没有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中共中央机关将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到：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即使这样，仍有两位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遇难。
然而，叛徒的下场是什么呢？顾顺章叛变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不久即遭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年约31岁。
向忠发
2、向忠发
总书记叛变，临行前向敌人跪地求饶，周恩来称其“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8年7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及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马上通知向忠发搬了家，接着又决定让他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但向却舍不得情人杨秀贞，迟迟不愿离沪，提出离沪前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就在这时，顾顺章觅到了向忠发的踪迹。向忠发被捕。
周恩来即刻组织人员营救。但执行任务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因为向忠发已经叛变了。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情人杨秀贞与向忠发一块儿被捕，她并非中共党员，但她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然而，杨秀贞面对敌人拷打，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周恩来因此曾说，向忠发“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叛变后把中共秘密机关交待了个“底朝天”，因此，向忠发已供不出更多有用的信息，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
刘连昆（1933年－1999年8月15日），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中共少将，因为向台湾出售情报于1999年被处死，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时已退休，但成为台谍后即被封为国民党军队少将，其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份达7年之久，7年间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
3、刘连昆、刘广智、郭万钧
军队高级将领和专家抵不住诱惑而泄露机密
据媒体报道，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被金钱利诱，发展为台湾间谍，1999年东窗事发被判处死刑；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因向台湾出售情报，2004年被捕，后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大陆导弹技术专家郭万钧被台湾重金收买，先后向台湾方面提供大量有关某型号战略导弹的情报，2008年11月28日，郭万钧以叛国罪被执行死刑……
再来看看周永康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等恶行……
在和平年代，在我们党执政并且将长期执政的年代，“叛徒”一词已经很少见到，但是，细究起来，那些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违反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影响恶劣的腐败分子，已与叛徒无异。他们失去了共产党员的信仰，抛弃了当年党旗下的誓词，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走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分析这些人的堕落之路，不难看出，泄露机密、叛党叛国的背后，是金钱、女色、贪欲，而要再追深一层，从根上讲，是理想信念的倒塌。习总书记指出，要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总开关”尽管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时时刻刻影响决定着我们的意识和行为。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理想信念如同人的精神之钙，如果一个人缺钙，则其骨头必然不够硬，骨头不硬则行不正、坐不直，直至百病可侵。
如何防止党内出现叛徒？看过《红岩》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江竹筠、陈然、许云峰等革命烈士在渣滓洞、白公馆里曾对如何防止党内出现叛徒，做过严肃总结。《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从歌乐山下那个人间魔窟突围脱险出来后的第28天，即1949年12月25日，就把一份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况的报告》，交给中共重庆市委。
其中就有著名的《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今天再看《狱中八条》，仍令人不禁动容。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放到当下，仍熠熠闪光，值得每一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审视与警醒。
刘广智，1947年3月生，山东招远人，汉族，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大学。1964年8月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历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因向台湾出售情报，2004年被逮，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注射药物处决。
郭万钧（1943-2008）：男，满族，生于哈尔滨，南开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后来成为一名导弹技术专家，参与了某些型号战略导弹的设计。因为伙同沃维汉出卖军事情报，2008年在北京被处死。
中共历史上十五名知名叛徒。余洒度（1898-1934），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南昌起义后，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图中前排右二为贺治华。贺治华（1903-？），原名贺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欧洲回国后长期滞留国外，后与朱德离婚，并在苏联与霍家新结婚。1928年因为贪图悬赏，贺、霍二人出卖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导致后者被捕牺牲。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员查明真相后，令红队冲入贺治华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重伤未死，但一只眼睛被打瞎，后不知所终
图中右一为李士群。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1938年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
陈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职。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陈公博被处以死刑，6月3日枪决
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任军统第三处处长。1938年冬，丁默邨潜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陈立夫招降，成为国民政府的内应。陈立夫及戴笠则保证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战胜利后获保外就医待遇。据陈立夫回忆，丁游览玄武湖被记者认出，遂有《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见报。该报道被蒋介石看到，蒋极生气，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遭枪毙。图为受审时的丁默邨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获蒋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1942年，由于日军扫荡，邢仁甫对形势产生了悲观情绪，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娶女学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认为是副旅长黄骅等人在排挤他，6月30日，将黄骅等人打死，随后投降侵华日军，解放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正法。图为边区抗日武装培训党政干部的乐陵城文庙
何畏（1900—1960），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曾在长征中对毛泽东连开十余枪，后于延安时期脱离革命，回到家乡，1960年病逝。图中后排右一为何畏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并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为列宁惟一接见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任主席。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解放后先后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在养老院冻饿而死之说系谣传）。图中前排右一为张国焘
杨遇春（1909-1989），黄埔军校第三期，曾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入党，历任红12军独立7师1团团长、红34师101团团长、红12军35师师长、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建泰黎独立师师长，系红军重要将领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变故（据龚楚回忆，杨遇春系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财产全被没收），他枪杀政委后叛投国民党，抗战中在庐山坚持抗战；1949年后去台，任“国防部”少将参议、警政署副署长，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台北。图中日军正在攻打“顽敌”杨遇春保卫的庐山，远景是著名的牯岭镇
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1949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叶青自称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堪称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龚楚（1901-1995），曾用名龚鹤村，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包括了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在内的许多党的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吃不了苦”，以及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龚楚于1935年离开红军，投奔国民党，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新中国成立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后携款回家乡投资并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文强（1907-2001），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遭处分，因未能找到周恩来进行申诉而脱党；1937年加入军统，抗战后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伪军，以功晋升中将，淮海战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后拒写悔过书，称：“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他们没把我教好，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75年文强获特赦出狱，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2001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