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厅，摆放着一件无比珍贵的文物，它就是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开山鼻祖的“一部半电台”。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由于环境条件艰苦，红军的通信非常闭塞，除少量电话外，主要靠司号、旗语、烟火等进行联络，距离远的，则只能派通信员骑马甚至徒步传递。落后的通信方式，甚至无法满足战役指挥的基本需要。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战斗中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还缴获了敌军“一部半电台”，并说服原国民党张辉瓒部第十八师电台台长王诤参加红军。
在龙冈战斗中，我红军战士猛虎般地冲入敌军阵地时，见一国民党士兵正对着一个“铁疙瘩”，不停地“捣鼓”，随着敌军士兵颤抖手指的动作，“铁疙瘩”发出“滴滴嗒嗒”的响声，红军战士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便抡起枪托对着“铁疙瘩”一阵猛砸，“铁疙瘩”哑巴了。
这事很快报告了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毛泽东一听就急了，猛地站起来指着前来汇报的同志说，“今后作战中凡缴获的物品，不得破坏，一律上缴。对俘虏的电台人员，一定要优待，量才录用”。他当即让人赶快把砸坏的“铁疙瘩”送给王诤，要求王诤尽一切努力修复。
王诤连夜对砸坏的收发报机进行修理，但因损坏严重，修理后只能抄收电台播放的新闻和接收对方电台发出的报文，无法用于发报，只能算“半部电台”。
为吸取教训，1931年1月1日，红一方面特意在给红军命令中指示，进攻谭道源部，“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须收缴整套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很幸运，在对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的战斗中，真的缴获了一部15瓦功率的无线电台。红军战士喜出望外，视为“宝贝”，立即小心翼翼地将电台完整无损地送到红军总部。至此，红军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部半电台”。
1931年1月6日，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下，宁都小布镇赤坎村龚氏家庙的院子里热闹非凡，里里外外围满了红军战士和群众。王诤、刘寅等无线电通信人员将“半部”损坏的电台修理后，准备正式架台开始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将电台和铅笔、电码本、毛边纸、灯盏一一放到桌上后，王诤等人又将天线高高悬挂在窗外。能否正常使用？他们心里没有底。发电机响起后，王诤示意刘寅接上电源，轻轻打开电台开关，瞬间就听到耳机里发出响声，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新闻——红军终于有了无线电台！
不久，以“一部半电台”为基础，在赤坎村陈家土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同时，为满足红军部队对通信技术人才的紧急需求，毛泽东、朱德亲自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赤坎村开办无线电训练班，由王诤亲自担任教员。训练班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就为红军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这样，红军便开始有了自己的电台，也因此有了“一部半电台”起家的说法。
1931年4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要求电台侦听敌军动向。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有了电台，所以仍使用明码联络。成立不久的红军无线电通信队里，王诤亲自上机操作，利用那部只能收听、不能发报的残损电台，日夜监听着敌军的动向，终于截听到了重要的情报。
5月15日黄昏，王诤、刘寅侦听到国民党军第28师电台与吉安留守处电台正在联络，师部电台发出：“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东固正是红军总部驻地。王诤感到敌人这一动向很重要，马上向总部首长报告。毛泽东、朱德依据这一情报下达命令，于拂晓前占据东固有利地形。次日6时，敌军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全歼敌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首战的胜利。接着，红军一鼓作气，连打五个大胜仗，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诗句。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集会上，毛泽东称电台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表扬王诤、刘寅立下了头功。
此后，无线电通信逐渐成为红军作战的主要指挥联络方式，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的庆祝大会上，王诤作为通信兵的代表，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
